学术视界 |《管理世界》资产负债表重构：基于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行为的研究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管理世界杂志 Author 张新民、金瑛
作者：
张新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北京企业国际化经营研究基地）
金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文章刊发：《管理世界》2022年第9期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行为的重塑对资产负债表研究提出了新挑战，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价值创造的关键生产要素和底层驱动逻辑发生了变革。本文以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和经济租金理论为基础，从企业行为角度追溯和解构资产负债表的起源与演进，根据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行为特征重构资产负债表，建立了基于企业行为变迁的资产负债表演进框架，提出了适用于数字经济背景的资产负债表研究理论。研究认为：首先，关键生产要素撬动了社会生产和企业行为的变迁，进而推动资产负债表的演进。这是资产负债表研究的出发点和应当回归的本源。其次，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行为的新变化可以用“连接红利”的商业模式导向和“价值共创型”的企业战略表现来阐述，重构后的资产负债表关系为“资产=资本”，结构为“开放的复式结构+向两个市场的延伸”，功能分为服务于“资本保值、追求共享价值最大化的增值与分配”的基础功能和服务于企业“管理、治理、共创决策”的衍生功能，特征为“动态呈现的，解构/具体/灵活性的报表”。最后，基于企业行为研究资产负债表，通过回答“企业创造什么价值”（目的）、“企业怎么创造价值”（行为）和“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如何”（能力）3个层面的问题来辨识企业的商业模式、企业战略、管理效率和治理协调等，进而评估企业价值。本文创新和发展了资产负债表研究理论，为在数字经济时代利用资产负债表分析企业行为、揭示企业价值创造密码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工具。
关键词：资产负债表 企业行为 数字经济时代 价值创造 关键生产要素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革命的深入和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资产负债表研究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面临底层性的“危”与“机”。一方面，企业与价值生态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深刻和扑朔迷离，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越来越混沌复杂；传统的资产负债表分析植根于旧有的技术结构与经济环境，在当前时代显得“力有不逮”和“缓不济急”。另一方面，新经济背景下，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持续降低，现行会计准则和财务报告对新经济企业价值创造的关键驱动因素视而不见（黄世忠，2018），未能反映企业的共享价值；财务会计报告体系本身面临的发展窘境，也对资产负债表研究提出了挑战。数字变革中资产负债表分析面临新考验，使得“恰当解构和重构资产负债表以正确评估企业价值”成为当务之急。
作为对企业财务状况的解析，资产负债表研究似乎是一个会计学的技术问题，是一种结果分析。无论是比率分析和杜邦等式，还是哈佛框架等分析体系，其实质都是技术性分析。技术性分析提供了资产负债表分析的简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一般性分析需求。但这种模式一方面容易将对资产负债表的分析导入数字表象或模式改进的“陷阱”，难以切中财务数字背后的问题本源，另一方面又囿于既定的资产负债表范式，难以提供财务数字之外的其他价值创造信息。事实上，资产负债表研究涉及微观企业行为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具有很强的动因追溯特征。从会计发展的历史来看，资产负债表因记录和反映企业的价值创造行为及结果而产生，其发展受到企业行为变化的牵引，而企业行为属于社会生产的微观层面，受到关键生产要素的驱动。这一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和隐含的经济租金理论逻辑表明，资产负债表研究应当回归到对企业行为的研究。在当前经济增长动力和价值驱动逻辑出现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建立“社会生产进步和企业行为演进”视角的资产负债表研究理论成为企业会计理论迫切需要取得突破的重要领域。
为此，本文以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和经济租金理论为基础，从企业行为角度追溯和解构资产负债表的起源与演进，根据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行为特征重构资产负债表，建立了基于企业行为变迁的资产负债表演进框架，提出了适用数字经济背景的资产负债表研究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概括：“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此处的簿记在会计界一般被认为是指会计，该论断表明会计是对“社会生产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郭道扬（1992a，2007）认为，社会生产是会计思想和会计行为产生的根本前提，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决定了簿记的发展。而社会生产的微观主体是企业，微观方面是企业行为。因此，就资产负债表而言，作为会计的历史和逻辑起点（谢志华，2003）与会计报告的基石（张新民，2014），其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发展阶段中产生和发展，并随不同阶段企业行为的变迁而变化的。由此，从企业行为切入资产负债表研究，具有天然的逻辑基础，可以极大丰富资产负债表研究，并产生理论上的进步。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决定力量是社会生产力。而根据技术—经济范式理论，社会生产力的飞跃源自一般成本结构中“关键生产要素”的出现（佩雷斯，1983；弗里曼、卢桑，2007）。关键生产要素的变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原生变量（佩雷斯，1983），其通过改变特定投入的一般成本结构影响“超额利润”，进而引致新产业的出现和新技术的应用（弗里曼、卢桑，2007），带来生产过程、组织形式、商业模式等重要方面的改变（魏江等，2021）。而无论是宏观经济格局改变，还是微观经济实践变化，都体现了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对社会生产和企业行为的深刻影响。
理解企业行为还需理解企业。企业的本质和最终目的在于创造和分配企业经济租金（杨瑞龙、杨其静，2001），也即经济学意义上的“超额利润”。而在会计学意义上，这种“组织租金”相当于增值会计中计算的“净增值”（青木，1984）。罗珉等（2005）指出，企业经济租金是企业总收益减去各要素参与企业的机会成本收益总和后的剩余，而异质性要素价值的激发会使企业整体价值获得一种“市场溢价”。这统一了“超额利润”和“净增值”的概念，使得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对租金的搜寻和选择”与会计学意义上的“企业价值创造”有了统一内涵。因此，企业行为可理解为是围绕价值创造（或经济租金的搜寻和选择）而开展的。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和“经济租金理论”对企业行为的揭示在逻辑上不谋而合，两者均暗含了“超额利润”的力量，内嵌了价值创造的要义，分别从总体和个体层面表明（关键）生产要素变迁对社会生产变革和企业行为演进具有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关键生产要素变迁推动社会生产变革正是通过要素所有者的“经济租金搜寻和选择”而反映在企业行为的变化当中。因此，本文提出“关键生产要素变迁—企业行为演进”的研究起点与路径，据此聚焦企业价值创造驱动与逻辑的变化，论述资产负债表演进，为数字经济时代的资产负债表重构和分析提供理论基础。
（一）关键生产要素变迁
关键生产要素是指对一般成本结构造成技术性冲击，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发生结构性变革的要素（佩雷斯，1983）。弗里曼和卢桑（2007）称之为社会生产的“核心投入”，认为其引致的新兴产业的出现和新技术的应用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钟茂初（1996）则称之为“第一生产要素”，认为其是形成各个社会阶段社会经济特征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因素。
参考曹大勇（2005）、邓心安和张应禄（2010）、王建冬和童楠楠（2020）、魏江等（2021）等对经济形态、生产要素等的划分，本文总结了“关键生产要素变迁过程”（见表1）。其中：（1）原始经济中的采集、狩猎等劳动，本质上不同于农业经济中的种植、耕作等劳动，前者没有构成按劳分配的基础，而后者已是产品生产必不可少的投入要素。（2）知识贯穿于所有经济形态，但知识作为一种关键生产要素推动经济形态发生变更，这层意义直到知识经济时代才越发凸显。（3）工业经济时代，资本主要是指财务资本。而进入新经济时代后，包括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在内的智慧资本崛起（黄世忠，2020）。
（二）企业行为层次描述
商业模式创新和企业战略的设计、制定与选择是企业寻求和获取企业经济租金的手段（罗珉等，2005）。商业模式描述了企业价值创造的方式和逻辑（原磊，2007），是企业获取超额利润的一种战略创新意图。企业战略描述了企业长期基本目标的决定及实现目标所需采纳的行动方针和资源分配（钱德勒，1969），是企业获取超额利润的基本行动方案。
1.商业模式
有关商业模式的定义主要有盈利模式论、价值创造模式论等。无论是盈利还是企业价值，两者的经济学本质仍然是超过要素机会成本的部分，即经济租金。如果不同经济时代下的租金来源发生改变，那么商业模式的内在驱动力也会发生改变，商业模式也会发生变革与创新（罗珉、李亮宇，2015）。
传统范式下的经济租金主要有3种：彭罗斯租金（Penrosian Rents）、李嘉图租金（Richard Rents）和熊彼特租金（Schumpeterian Rents）。彭罗斯租金来源于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即企业作为一个生产性资源集合体通过资源的最优配置和使用而获得超额收益（彭罗斯，1959）；李嘉图租金来源于外部资源挑选，即企业通过信息管理和分析在资源市场挑选异质性资源禀赋而获得超额收益（马卡多克，2001）；熊彼特租金则来源于创新，即企业通过在技术、商业、供应源、组织模式等方面的“创造性破坏”而获得超额收益（蒂斯等，1997）。进入互联网时代后，这三类租金仍然举足轻重，但企业的价值创造逻辑出现了新变化：社群/平台参与到价值创造过程，成为异质性资源禀赋，企业对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开始围绕人和社群进行。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租金“连接红利”，其来源于数据信息打破社群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改变企业成本结构和效率而产生的超额收益（罗珉、李亮宇，2015）。
由此，以经济租金来源为导向，可以对商业模式做出如下区分（见表2）。
2.企业战略
根据钱德勒（1969）的定义，企业战略涉及资源配置。从财务角度来看，这表明企业战略信息能够通过资产结构反映出来，或者说资产结构服务于企业所确立的总体战略（张新民，2014）。
张新民（2014）提出，基于经营性资产和投资性资产的相对比重，可以将企业战略表现划分为经营主导型、投资主导型和经营投资并重型。这一分类体现了企业价值创造的来源，而无论是通过产品或服务的销售实现，还是通过投资资本回报实现，这些价值创造具有2个特点：一是价值创造的主体为企业自身；二是所创造的价值是对投入要素的补偿。进入互联网时代，数据与连接催生了众多平台型企业，这些企业一方面能够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形成新的价值网络或价值生态，另一方面能够获得由产品流、信息流、资金流、客户流等多向流动组成的资源聚合价值网络所带来的超额收益（张新民、陈德球，2020），也即连接红利。而严格意义上，连接红利并不主要来自对某种生产要素的补偿，而主要源自基于数据资源的价值共创。这种获取和配置数据资源并创造价值的企业战略表现可称之为“价值共创型”。
由此，基于价值创造来源与机制，可以对企业战略表现做出以下区分（见图1）。
（三）从关键生产要素变迁到企业行为演进
社会生产变革与企业行为演进不仅是同一事物的宏微观两面，也因对租金的搜寻和选择（或对价值的创造）而具有内在一致性。
原始经济时代。早期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是土地与附着其上的自然产物，社会生产为采集或狩猎，社会生产组织则为氏族、部落等。此时的关键生产要素是土地。尽管人们也通过劳动来获得物质资料，但由于在原始经济早中期几乎不存在剩余产品，为保证全体成员获得正常的身体供养，对生活必需品的分配不是按劳分配，而主要为平均分配或公社所有制分配。因此，此时劳动尚未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并获得要素租金补偿。
农业经济时代。私有制和商品交换成为惯常现象，社会生产主要包括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社会生产组织则为农场、庄园、手工作坊、商店等。土地仍是关键生产要素。此外，由于农业经济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基于劳动的分配关系得以确立，劳动上升为关键生产要素。此时，如果将农场、庄园等组织类比现代企业，那么基于土地和劳动创造价值的“商业模式”应当是“彭罗斯租金导向”的，即基于自身资源和能力获得最大产出。“企业战略”则表现为经营主导型，即依靠经营性资源实现内源式增长。
工业经济时代。科技实质性突破、生产力大幅提高推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此时，制造业成为主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业联合公司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成为典型的社会生产组织。土地和劳动依然是重要生产要素；技术虽然发挥催化作用，但其本身并未凸显为主要生产要素。真正迎合工业化大规模生产需要的要素是资本，其形态包括机器、厂房、原材料等。谁拥有资本，谁就控制了工业经济时代（刘国武、陈少华，2004）。因此，此时的关键生产要素是资本。由于对异质性资源的占有成为形成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方式，“李嘉图租金导向”的商业模式随之出现。而要实现对外部资源的占有，内源式增长效率有限，需要依靠资本的力量进行外延式扩张，“投资主导型”和“经营投资并重型”战略表现显现出来。
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生产方面，除了传统农业与工业，商业中的现代服务业成为蓬勃力量；企业则新增了“将知识转化为经济的最重要的加工厂”的角色（魏江，1999）。此时，知识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其他生产要素的更新和提高，依赖于知识的更新和提高（魏江，1999）。由于知识的重要性体现在创新能力上（洪智敏，1998），这种追逐创新租金的商业模式是“熊彼特租金导向”的。企业战略表现则与工业经济时代并无二致，投资创新能力或知识资本以快速实现技术跨越成为普遍现象。
数字经济时代。“大智移云物区”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数字经济。社会生产方式出现深刻变革，企业组织结构也突破了原有的单体企业、价值链、企业集团等“点”和“线”结构，向价值网结构发展（王化成、刘金钊，2020）。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由于数据要素具有可复制、可共享、无限增长和供给禀赋等特征，其带来的红利是大规模的、规模报酬递增式的（王建冬、童楠楠，2020）；又由于数据要素打破了要素市场流通的行业和地域壁垒，这种红利也是连接式的。此时，这类网络结构企业的商业模式越来越呈现出“连接红利导向”特征。而创造“连接红利”有赖于数据要素对网络生态中其他生产要素的黏合和对其他主体的协同，企业战略表现因此是“价值共创型”的。图2总结了从关键生要素变迁到企业行为演进的映射框架。
三、资产负债表演进：企业行为视角
企业行为与资产负债表之间的关系因“价值创造”这一核心而相通。资产负债表反映了2个资产负债表日之间企业投入生产要素开展一系列价值创造行为的结果；资产负债表揭示的企业战略、经营运作、管理治理等企业行为信息也均以价值创造为核心。因此，如果企业的价值创造行为发生改变，那么资产负债表也会做出“响应性”改变。为此，从资产负债表反映的关系、具有的结构、承载的功能和呈现的特征等4个方面来阐释资产负债表随企业行为变迁而发生的变化。
（一）不同经济时代的资产负债表
1.原始经济时代
在原始经济时代，既无企业及其行为，也无资产负债表。但此时（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出现了服务于主事人管理部落生活的由筹划和分配思想所引发的计量记录行为（郭道扬，2009）。因此，如果存在一张部落的“资产负债表”，那么就关系而言，由于人类的生存状态为“逐水草而居，顺天时而动”，关键生产要素土地并不为谁所有，所以该“资产负债表”不能反映产权关系，也不能轧差出要素租金的创造。就结构而言，反复使用单线条刻记或直观绘图描述经济事项是计量记录和生成信息的主要方法（郭道扬，2009），因此“报表结构”体现为简单的原始刻记或绘画。就功能而言，该“表”记录了食物的储备和分配，以保障人类的生存、繁衍和发展；此外，由于刻记或绘图也用于部落食物采集的筹划，这体现了服务于分配决策的管理功能。就特征而言，“报表特征”为“静态的记录”。
2.农业经济时代
在农业经济时代，财产观念和私人占有财产制度形成，商品经济萌芽且不断发展。农场、庄园、手工作坊、商店等经济组织不再是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公社性”组织，而是类似于资源联合体的“经营性”组织；它们开始追求满足生存和维持生产力所需物质资料之外的剩余产品的创造，也即彭罗斯租金的创造，以最终扩大私有财产。这种补偿意识和产权意识的出现，体现在此时的“资产负债表”中。
就关系而言，财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或经营权）属于私有主一人，产权关系可用等式“一人所有之财产=其人之所有权”（郭道扬、张美红，1993）来表示。就结构而言，与“投资人和投入资本的使用者合二为一的经营场合”相适应，“资产负债表”体现为垂直的单式结构（谢志华，1996）；由于经济组织主要通过生产经营来获得彭罗斯租金，“资产负债表”主要反映经济组织的生产经营事项。例如，我国西周时期的日成（旬报）、月要（月报）、岁会（年报）和三年大计（三年报）列报各项收入、支出和财产，西汉时期的上计簿反映财政经济出、入、余三方面的情况，唐宋时期基于三柱法或四柱法结算的账/账状反映各项及各色、各目财物的见在数额（郭道扬，1982）等，均体现了对经济组织的生产经营情况的反映，呈现出单式特征，形式上类似于现今资产负债表的“左边”——尽管损益表尚未从中分离，负债和权益尚未单独列报，计量方法、列报顺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等。就功能而言，在分配之外，“资产负债表”有了财产保值与增值的要义。保值包括劳动力的恢复、土壤肥力的保持、生产工具的维修、生产资料的接续等；增值则指剩余产品的创造——因此这种增值也是直观朴素的：如果将剩余产品看作“利润”，则这种增值是基于利润最大化的增值。此外，此时的“资产负债表”还具有一定的监督作用，体现了明显的“服务于管理决策”的要义。例如，唐宋时期四柱式结算报告中的“新收”和“开除”信息能为经考责任提供依据。就特征而言，这种简单的单式报表是静态呈现的、序时流水式的记录与核算。
3.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时代
在工业经济时代，追求彭罗斯租金创造的内源式增长已难以支撑机器化大生产的需要，企业开始寻求通过购买外部资源来迅速构筑壁垒或建立“王国”，以获得李嘉图租金。资本迎合了大规模生产的需要，推动此时的生产关系发生裂变：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债权人和股东同时扮演委托人和监督者的角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使得企业行为从生产经营拓展到投资和融资；企业关注从“全面的”利润最大化转向“剩余的”股东权益最大化。企业已不仅是一个资源联合体，更是一组契约关系集合（科斯，1937；杨瑞龙、杨其静，2005），产权会计思想与实践因之形成。
就关系而言，两权分离下，工业经济时代的产权认识从农业经济时代的“财产社会”阶段进入到“产权社会”阶段（郭道扬，2009），产权关系等式发生了两重变化：一是股权和债权凸显，二是损益剥离。例如，我国明末清初复式账法“龙门账”的基本公式“进-缴=存-该”中，“存”和“该”分别反映了企业的“资产”和“资本和全部负债”（郭道扬，1988），股权和债权已不再与生产经营资产“混为一谈”，但“进”和“缴”所反映的损益信息尚未剥离。而在17世纪初，荷兰数学家西蒙·斯蒂文（1953）在《数学惯例法》一书中，主张在资产负债表之外编制损益证明表，表明了损益表的剥离。这些变化使得农业经济时代的“一人所有之财产=其人之所有权”等式的内涵和形式均发生改变，逐步脱胎为“资产=负债+资本”和“资产=负债+业主权益”（郭道扬、张美红，1993），及至现今的“资产=负债+股东权益”。就结构而言，与关系等式的变化一致，主要记载生产经营事项的单式结构已不能适应产权关系变化的需要。因此，一方面，损益信息单独列示及至从资产负债表中分离，最后以剩余股东权益的形式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另一方面，资产负债表分化为“上下”和/或“左右”的复式结构以凸显债权和股权。例如，“龙门账”便已按“上下前后”4个记账地位分别布局“进”、“该”、“存”、“缴”四大类账目。进一步，随着资本介入加深，这种复式结构还衍化出以下特征：首先，为反映企业投资行为，资产负债表左边出现“扩容”。这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增长期股权投资、无形资产—商誉等项目的列示；二是投资行为发展和复杂化到一定程度后，“法定财务报表不能清晰和正确显示公司投资的价值”（爱德华，1991），“个别报表”不足以向资本所有者传达企业的业绩和前景信息（沃克，1978），合并财务报表产生。其次，为反映企业融资行为，资产负债表“右边”进一步分化为“上”和“下”两部分，分别反映不同资本的来源及对资本要素租金的分配。由此可见，在漫长而剧变的工业经济时代，资本要素的凸显及其引致的企业行为变化，使得资产负债表发生了根本性裂变。就功能而言，此时资产负债表所承载的基础功能仍然为“服务于保值、增值和分配”，但“增值”已成为基于股东权益最大化的增值，因为股东是最后的风险承担者。衍生功能方面，首先，资产负债表主要反映企业对资产的使用（体现在“左边”）。当投资成为一种重要的企业行为时，如何在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之间配置资源，以获得彭罗斯租金和李嘉图租金总和的最大化，成为一项重要决策。张新民（2017）将这种决策活动称为“管理”。其次，资产负债表也开始反映资本要素的引入（体现在“右边”）。资本天然追逐租金，但债权资本和股权资本对租金的索取权不同，其所有者扮演的委托人和监督者角色也不同。因此，企业如何考虑不同资本的引入，以权衡对资本所有者的受托责任并协调利益分配，也成为重要决策。张新民（2017）将这种决策活动称为“治理”。综上可见，此时的资产负债表同时服务于企业的管理和治理决策。就特征而言，此时的资产负债表仍然是静态呈现的，但区别于农业经济时代流水式账表的直观、多变，具有归纳、综合和固定性的特征（谢志华，1996）。这源自一系列与工业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发展相适应的产权会计法律制度、公司组织制度、产权会计理论及技术方法体系的建立。这些“剩余计量规则”的确立，保障了此时期剩余索取权的合约安排（谢德仁，2001a）。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要素对社会生产和企业行为的重塑巨大。基于创新获得的熊彼特租金日益成为重要的租金形式，企业行为因之变化：研发成为生产经营的重要环节，购买技术和技术入股成为投融资的重要形式。然而，知识要素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是增量性而非变革性的，因为知识归根结底也是一种资本（刘国武、陈少华，2004），其扩大了“资本”的内涵，但资产负债表所呈现的产权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其他3个维度也无实质改变，只是新增了服务于知识资产配置（通常是无形资产）和知识资本引入（通常作为权益资本引入）等决策的功能。
（二）从单一财务报表到合并财务报表
尽管合并财务报表在工业经济时代的财务报表演进中具有特殊性，但“与许多其他会计创新一致，合并财务报表是现有企业行为变化的一种演进式变化”（爱德华，1991），这一重要的簿记史变革同样可置于企业行为变化的分析框架之下。
1.历史溯因
合并财务报表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英两国的工业化并购浪潮中，垄断组织和大型控股集团公司是当时广泛的企业组织形式。从美国来看，第一套合并财务报表被认为是在1866年由美国棉油托拉斯公司编制，获得会计史学家关注的第一份公开合并财务报表则是在1902年由美国钢铁公司编制（沃克，1978；普雷维茨、梅里诺，1979）；到19世纪20年代，合并财务报表实践在美国其他钢铁公司和大型制造企业中流行，并得到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制度性支持。总体而言，美国合并财务报表的出现是基于企业并购实践的“自发式”的：美国钢铁等大型控股公司需要扩大报表、合并利润以彰显并购这一模式的效率、从市场获得借贷资本等（沃克，1978）。从英国来看，合并财务报表出现稍晚，但有其独立发展过程。1910年英国PK煤铁公司发布了英国历史上已知的第一份合并财务报表，将全资子公司阮兰德兄弟公司的资产、负债和储备纳入当年的资产负债表一起披露，“以向股东清晰地反映公司目前的准确状况”（爱德华，1991）。因此，英国合并财务报表的出现并非“自发式”，而源于“合并财务报表能够克服法定财务报表的内在局限性”。而此时，“持有其他公司股份”已是英国普遍存在的“建立商业联系”和“进行投资”的方式（沃克，1978），表明英国合并财务报表的出现仍然植根于企业商业实践的变化。此后，到20世纪30年代，合并财务报表已在美英两国会计实践中根深蒂固。
综观以上历史过程，美英两国合并财务报表的诞生均以世纪之交资本推动的工业化并购浪潮为土壤，也均首先出现在大型垄断组织或控制公司的投资和融资实践中，“关键生产要素撬动企业行为演进，进而影响资产负债表”的逻辑发挥着底层作用。
首先，合并财务报表随企业投融资行为及其引致的资本关系“从拥有到控制”的转变而出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战结束后的美国迎来发展，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结合，前者通过对后者的投资和贷款形成强大的垄断组织。这一过程不仅需要资本支持，也隐含了资本关系的变化。投资前，所有者“实际拥有”资本并可用于生产经营；投资后，所有者不再“实际拥有”资本，而是以“收益不确定、股本可能受损”为代价，换取对被投资者的经营决策权与财务决策权，形成对被投资者的“控制”（王善平，1999）。“控制”这一资本关系的形成，使得投资者和被投资者由资本市场上“单枪匹马的战士”连结为“盛衰与共的集团军”（王善平，1999；王善平等，2001），也意味着经济控制超越了法律实体（余恕莲、毛洪涛，2001），编制以“基于经济控制关系形成的企业集团”（而非单一的子公司或母公司法律主体）为对象的合并财务报表成为现实需要。由此，产业并购需要资本、资本引致控制关系确立，形成了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动因和本源。其次，合并财务报表体现的投资行为反映了企业对李嘉图租金的追逐和相应导向商业模式的流行。例如，美国钢铁公司自1901年成立后先后吞并了50多家企业（主要来自钢铁产业链），通过外源式“攫取”垄断了钢铁这一基础性资源；英国PK煤铁公司由钢线、煤矿等行业的三家企业合并而成，并在后续投资成立一家全资钢铁子公司，通过外源式并购投资不断扩大行业版图。这些行为与李嘉图租金导向的商业模式一致，投资型企业战略表现凸显。最后，合并财务报表顺应了此时“契约关系”这一企业本质的彰显。例如，美国联邦储备局认为“申请贷款应当提交合并财务报表作为支撑材料”，体现了对债权人的契约；英国PK煤铁公司在考虑并表时在董事会报告中声明，“为了向股东清晰描述公司目前的准确状况……”，体现了对股权投资者的契约。总之，合并财务报表是工业经济时代资本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裂变的一个典型映照。
2.我国实践
在我国，合并财务报表伴随市场化改革的需要和国际合并财务报表标准的确立而出现。20世纪末，我国股份制企业集团不断发展，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客观要求日益增加（林钟高、吴建敏，1990；郝振平，1992）。1992年我国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和证券市场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对规范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客观需求（耿建新、徐同，2020）。而随着合并财务报表逐步嵌入西方会计实践，国际上合并规范逐步建立。我国在1980年出版了《国际会计标准》第1-9号的中译本；随后我国学者对企业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准则借鉴学习、理论实务探讨（林钟高、吴建敏，1990；郝振平，1992；陆德明，1992；耿建新，1992）。1992年，财政部制定发布《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首次提及编制合并财务报表；1995年，财政部发布《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系统规范了我国企业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要求；该规定在2006年被确立为《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CAS33（2006）），并在2014年重新修订（CAS33（2014））。
虽然我国合并财务报表的产生与西方国家有相异的制度和实践背景，但资本要素推动仍然是核心动因。从制度背景来看，20世纪80~90年代，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与股份制改革试点。1984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随后，股份制企业不断涌现，沪深两市成立，股票融资成为扩大企业资金来源的重要方式，为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供了条件。产权制度的确立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推动企业兼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课题组，1997）。从实践背景来看，此时期我国企业兼并的动机虽以消灭亏损、卸掉财政包袱为主，但优势企业要求扩张、组建企业集团、发挥整合效应、提高市场竞争力等也成为重要动因（课题组，1997），表明资本要素的“内驱力”发挥了作用，通过投资向外部寻求发展的商业模式及企业战略开始流行。由此可见，我国合并财务报表产生的制度与实践背后，资本这一关键生产要素仍然是内在驱动。
四、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行为与资产负债表重构
（一）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行为
1.连接红利导向的商业模式
数字经济时代出现了新的租金形式“连接红利”，“连接红利导向”的商业模式因之普遍，而驱动“连接红利”的基础生产要素是数据。数据要素在资源、技术和产权三重视角下分别具有非竞争性、使能性、产权模糊性3个特征；其中产权模糊性表明数据要素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决定，具有自生长性，由此导致数字化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自激励、自协同特征，数据要素价值增长具有供给侧规模经济和需求侧规模经济协同特征（魏江等，2021）。此外，数据要素还具有可供性，能够实现不同目的，对不同企业产生不同价值。数据要素与传统要素的区别，使得“连接红利导向”商业模式与其他导向的商业模式存在不同。
首先，基于数据要素获得的连接红利可能巨大且难以估值。连接红利的产生有2个关键点：一是节点与连接，二是数据信息（罗珉、李亮宇，2015）。在互联网时代，当所有人都成为“节点”并通过技术或社群产生连接时，会产生巨量数据信息，这种聚合效应对价值驱动的复杂性、宽幅性可能难以预测。其次，基于数据要素获得的连接红利并不主要来自来自补偿机制。传统商业模式遵循“投入—产出”模式，也即企业投入生产要素并获得增值。这种增值可看作是补偿生产所耗费资源、体力、货币资本、智力等投入后的“剩余”或“净利”。而数据要素产生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协同，其自生长性、可复制性、可供性等特征使得难以确切厘定企业投入了多少数据要素成本、拥有多少数据资源、可创造多少价值。总之，数据要素的特征使得传统商业模式下的“投入—产出”逻辑变得模糊，连接红利的产生机制为非补偿式，结果则可能是大规模的超额利润。
2.价值共创型的企业战略表现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为获取“连接红利”而采取的企业战略也呈现出新形式。经营主导型（内源式）和投资主导型（外源式）战略表现的共性在于：价值创造过程发诸企业端（生产者），价值创造结果来自用户端（消费者）。而在数字经济下，无论是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张新民、陈德球，2020），还是用户直接参与数据信息生产（罗珉、李亮宇，2015；魏江等，2021），用户本身已参与到价值创造过程。例如，“双11”购物节中消费者预付定金行为形成的大数据，构成了企业随后精准生产和销售的参数，企业在获得销售收入的同时获得资金融通、库存周转等成本节省，而消费者获得低价消费体验，也更容易形成用户粘性。由此可见，价值形成的过程和结果与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时相关，构成了一种“价值共创”。
价值共创型战略表现有以下特点。首先，价值可能不受经营性资产或投资性资产的驱动。例如，奇虎360公司的主营产品为杀毒软件和浏览器等衍生产品，但其收入不来自这些产品的销售，而来自第三方收费（张新民、陈德球，2020）。因此，即便“第三方收费”在当前会计核算体系下确认为奇虎360公司的“营业收入”，但很难称其受到“生产制造杀毒软件和浏览器等产品的经营性资产或投资性资产”的直接驱动。这体现了前述连接红利的“非补偿式”，也反映了当前会计报表价值相关性降低的一个方面。其次，价值创造所依赖的资源也不完全通过经营或投资形成。价值共创有赖于社群和平台。社群逻辑下，价值是生产者与消费者在产品大规模定制化过程中相互影响而创造出来的，且社群发展到一定程度会自我运作（罗珉、李亮宇，2015），这不一定依赖企业的经营或投资。平台则通过提供互动场所、消除信息不对称和建立制度来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价值交换与创造，平台互动积累的数据信息是供需达成的关键粘合剂。而无论是社群网络关系还是平台互动数据，这些具有自组织、自生长特征的社群/平台/大数据资源不完全是传统的经营或投资所能带来的，而是外生在资产负债表之外。
（二）数字经济时代的资产负债表
数字经济时代商业模式导向和企业战略表现的变化，使得重新审视现有资产负债表成为一种内在要求。而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有关会计报表价值相关性降低的诟病（黄世忠，2018），使得重构现有资产负债表成为一种外在需求。为此，本小节对数字经济时代下的资产负债表进行重构。
1.关系
传统资产负债表基于产权关系先后确立了“一人所有之财产=其人之所有权”和“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两种平衡关系，数据资源的出现使得这一等式及其承载的意义出现“力有不逮”。
首先，从本体性的角度，数据资源的权属是模糊的。尽管已有文献探索了数据资源的会计问题，但目前能否将数据资源确认进资产负债表仍然缺乏法理基础。企业确认资产的前提之一是对资产拥有“所有权或控制权”。将数据资源与同具有无形化特征的其他资产类比来看：对于知识产权，可以通过发明专利、商标权等界定权属；对于商誉，可以认为是附着于被并企业本身而一并“购进”；而对于数据资源，企业是否拥有其产权或是否可以对其形成控制尚存在疑义。正如谢等（2016）和韦立坚等（2021）所指称的“大数据合作资产”所暗示，“合作”二字便表达了这种产权模糊性。因此，在现行会计准则下，将数据资源纳入“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等式的“资产”一端，目前尚不能成立。其次，从会计意义的角度，基于数据资源的价值创造是否属于产权价值运动范畴也存在疑义。郭道扬（2004）指出，“会计之所以重要，其原因就在于它所进行的反映与控制贯穿于产权价值运动的全过程”。而鉴于数据资源的共生性和自生长性，其产生是否属于企业的产权价值运动过程？或者说，资本所有者投入的资本是否对数据资源具有索取权？经营者是否对所有者负有有关数据资源的这一部分受托责任？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模糊的。
但数据资源与企业价值创造的关系日益密切是不争事实，将“数据资产”确认进资产负债表可能“不是能否问题，而是早晚问题”（恩伯格、库克耶，2013）。因此，现行会计准则有关资产确认的部分可能需要做出调整，例如扩大“拥有或控制”的外延，将数据资源（或者说大数据合作资产）这一所有权和控制权均模糊、但依然满足其他确认条件的“资产”包括进来。这意味着，与数据资源有关的会计问题可能需要突破到现有产权会计思想之外。实际上，已有研究建议不应设置数据财产权（王镭，2019），也有研究主张搁置数据权属争议，而对数据资产的不同权能进行分拆、组合和配置（姚佳，2019）。“资产”外延扩大，这可能是“数据资产”会计问题应当突破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
考虑左边借记“资产”后，右边贷记什么也需审慎考虑。基于产权会计思想，现有“右边”的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体现了所有者对企业资产的索取权，以及所有者以资本投入对企业资产形成的支撑。而与“数据资产”相对应的权益属于谁？谁提供了什么来支撑“数据资产”？这些问题可能难以在产权范畴里解决，因为基于“数据资产”产生的是一种共创价值，而“数据资产”来自企业价值网络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简单贷记“负债”或“所有者权益”均不甚恰当。因此，与“左边”资产扩大外延类似，“右边”的资本可能也需突破原有的产权界定，这形成了“数据资产”会计问题应当突破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二。
而对产权关系的松绑，也使得我们可以重新考虑“资本”的内涵。“资本”不只有“产权”这一划分维度，产权维度是在工业经济时代资本要素的驱动下发展并秉承至今的，如果考虑其他维度，例如资本的形成，或许可提供不一样的洞见。张新民等（2019）提出，资产负债表的“右边”可划分为股东资本、债务资本、业务资本、留存资本和内生资本，其意义一方面在于可以分析企业的引资行为及其体现的企业发展动力，另一方面也表明现有资产负债表关系可能存在生硬和固化，后者在数字经济时代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面临的冲击中尤为突出。而一旦“数据资产”进表，也许需要新增一种“共创资本”或“数据资本”，这类资本既不属于债权，也不属于股权。
基于以上理论性思考，我们建议重构的资产负债表等式为“资产=资本”，其中资产是扩大了“拥有和控制”外延的资产，能够涵盖“数据资产”；资本则放松了产权关系界定的资本，能够涵盖与“数据资产”有关的“资本”支持。
2.结构
在“资产=资本”关系下，资产负债表“右边”的结构也就不必恪守“上+下”的划分，或者即便保留现有形式，但在分析时可以不拘囿于负债和股东权益这一泾渭分明的产权关系。这是数字经济时代资产负债表结构出现的一个变化。另一重要的可能变化是，原有资产负债表受制于企业客观存在的组织边界而呈现为封闭的复式结构，数字经济时代的资产负债表则将是开放的复式结构。
首先，资产和资本两端分别连通产品及服务市场和资本市场（张新民、陈德球，2020）。从资产方来看，资产配置决策明显受到用户需求和供应商关系的影响。其一，“需求驱动供给”或“用户主导价值”在数字经济时代格外突出，因为用户需求可能极具个性化、处于长尾末端（罗珉、李亮宇，2015；黄世忠，2018），企业不再“基于资产负债表左边的现有资产进行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而是“基于用户需求对资产负债表左边的资产进行合理配置”。其二，大数据赋能供应链关系，推动精准采购、生产和营销，协调上下游企业资源动态互补（邱普、蔡盛洁，2021），企业资产的配置和周转不仅受到“企业自身经营运作能力”的影响，也受到“数字供应链智慧程度”的影响。因此，封闭式解读“资产”已不合时宜。从资本方来看，资本引入的意义不再局限于产权和分配。企业从外部融入的股权和债权资本、基于客户关系形成的经营性资本、从子公司整合的内生资本、自我积累的留存资本，都构成了企业的引资能力（张新民等，2019）。不同引资形成了不同的企业发展动力，例如经营性资本代表了来自供应链的驱动、内生资本则体现了企业集团控制性资产扩张战略的驱动等，引资能力成为企业估值的重要考量因素。而引资能力建立在企业与内外部生态网络的关系上，数字技术则加剧了网络生态关系的形成和连接。因此，“资本”一端也是开放的。
其次，资产负债表的“封闭”还面临来自“企业间网络”的挑战。“企业间网络”介于原有企业与市场之间，具有无边界组织特性（陆伟刚，2005）。一方面，虽然“企业间网络”本身不符合会计主体假设，但单个企业紧密依赖该网络，因此单个企业“有边界的”资产负债表的外延实际是“无边界的”。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时代，部分平台企业（例如阿里巴巴和腾讯）凭借强大的技术和数字整合能力，编织起庞大的“企业间网络”，作为网络核心，其自身已具备无边界组织特征，这是“封闭式”资产负债表难以解释的。
3.功能
就基础功能而言。资产负债表（或“资产负债表”）服务于财产/资产的“保值”和“分配”的功能在不同经济时代是一贯的。而在私有财产观念、私有制以及交换关系出现以后，服务于财产/资产“增值”这一功能凸显，并在不同经济时代具有不同意义。在农业经济时代，增值形成的是集经营者和所有者统一身份的业主的净利润（总和概念），可以说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增值”；工业经济时代到来以后，增值形成的是两权分离后的股东的净利润（剩余概念），可以说是“追求股东权益最大化的增值”。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资产负债表服务于“增值”的功能如果仍以利润最大化或股东权益最大化为导向，则已不合时宜。首先，企业市值越来越呈现出与净资产不一致的结果。例如，阿里巴巴、亚马逊等新经济企业的净利润不如沃尔玛等同行业旧经济企业，但市净率却相对居高不下（黄世忠，2018），很难说这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股东权益最大化所能带来的，市场是对企业整体予以估值。其次，企业价值创造越来越与利益相关的网络生态联系在一起。这不仅包括传统契约关系下的员工、债权人、股东、客户、供应商、政府、社区等强利益相关者，还包括可能没有契约关系但在网络生态中留下大数据行为的数据创造者等弱利益相关者。企业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价值网结构，网络中的数据协同效应日益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路径（王化成、刘金钊，2020）。最后，企业价值创造也一贯与经济因素之外的社会、环境因素紧密相连。企业行为产生的外部性是评估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重要因素，具体体现为企业对社会福祉和生态环境的关切（黄世忠，2021b）。数字经济背景下，这些外部性的范围更广也更可观测，只关注经济价值而忽视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的思维模式已不可取。总之，数字经济时代的价值创造对传统的利润最大化或股东至上主义提出了挑战。黄世忠（2021a，2021b）指出，伴随环境、社会和治理理念（ESG）的勃兴，企业价值创造的观念将在导向、范畴、动因3个方面发生变革，“兼顾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统筹兼顾经济价值、环境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共享价值创造理念日益彰显。因此，此时资产负债表所服务的“增值”应当是指一种“追求共享价值最大化的增值（价值生态共赢与平衡）”。
就衍生功能而言。由于数据协同和价值共创成为重要的路径与理念，因此，此时的资产负债表不仅有助于企业的管理和治理决策，还有助于共创决策。这有赖于资产负债表可以提供多方面信息，包括社群用户和平台生态的培育和维护、大数据资源的积累和运用、企业供应链网络的构建和协同、企业研发投入与无形资产的积累和运用等等。前两者目前尚未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中，这导致扩大的资产负债表成为一种需求；后两者则分别主要体现在资产负债表的经营性资产/资本与无形资产上。
4.特征
相较于传统资产负债表的“静态，归纳、综合和固定性”特征（谢志华，1996），数字经济时代的资产负债表具有“动态，解构、具体和灵活性”特征。
传统资产负债表的静态特征主要源自会计分期假设。会计分期首先满足了权责发生制下计算损益的需要，其次有利于定期、及时报告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但资产负债表的存量概念本身不必然要求会计分期。随着“大智移云物区”技术的进步，会计分期所追求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可以更好地实现。例如，实时准确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成为现实，业财一体化、云会计等概念已付诸实践。而日益复杂的企业行为也对及时性和准确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数据资源的繁衍和连接红利的创造可能是指数级（戚聿东、肖旭，2020；魏江等，2021），会计期初和期末的财务状况将会存在很大差异。总之，以上可行性和必要性表明，数字经济时代的资产负债表应当是动态呈现的。
传统资产负债表的归纳、综合和固定性特征则源自报表数字属于特定“剩余计量规则”下的“加总性信息”（aggregated information）。“加总性”是编制资产负债表的内在要求，否则报表使用者完全可以阅读流水账式的企业经济行为记录，无需通过报表获得“精炼的”理解。然而，“加总”模式的缺点在于抽象化了过多细节，当企业行为随技术进步和实践发展变得纷繁复杂时，“加总性信息”可能因为“包罗万象”而缺乏相关性和可靠性，“分类性信息”（disaggregated information）因此受到了学者的关注（任世驰、冯丽颖，2016；李等，2021）。李等（2021）发现，细颗粒的分类性信息有助于提高市场流动性和降低信息不对称。这在数字经济时代可能尤其重要，因为企业行为变得复杂，而解构和具体的信息具有增量价值。而基于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条件，提供细颗粒分类性信息的报表应当可以在不牺牲“加总性”的情况下实现。
五、数字经济背景下的资产负债表研究理论
前文解构和重构的资产负债表维度特征及其变化，均可反溯到“关键生产要素撬动社会生产变迁下‘企业行为演进推动资产负债表演进’”这一底层思路，“价值创造”既是引擎，也是支点。因此，资产负债表研究和企业价值评估应当回归到对企业价值创造行为的分析。基于前文理论框架和数字经济时代背景，反观本文总结的资产负债表演进脉络（见表3）讨论“如何从企业行为出发来研究资产负债表”。
（一）资产负债表研究框架
企业行为的主要目的是创造价值。资产负债表既展示了企业创造未来价值的资源基础，又展示了企业曾经创造的价值成果。评估企业价值，实际上是评估企业基于资源整体进行价值创造的实质与规模、方式和能力。由此产生了资产负债表研究的3个任务：企业创造什么价值？企业怎么创造价值？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如何？本文发展和完善资产负债表研究理论，形成了基于企业行为的开放式资产负债表研究框架（见图3），并据此回答3个重要问题。该框架沿用左右恒等的关系式，但揭示的基本内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1.资本基本内涵
企业设立之初，股东出资（也即股东资本）构成了发展的原始动力。随着企业的发展，企业还可通过其他四类资本来获得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包括：举债获得的债务资本（也即有息负债）；通过业务发展、竞争优势尤其是上下游关系管理质量所形成的业务资本（也即各类经营性负债）；通过自我积累形成留存资本（也即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留存利润）；通过对子公司资金进行统一管理和整合形成的内生资本（也即对子公司的其他负债）。
五类资本或直接来自资本市场，或与产品及服务市场息息相关。因此，企业面临的资本市场和特定产品及服务市场构成了企业发展动力的来源。而在特定企业下组织起来、潜藏于五类资本背后、形成企业发展动力的各方构成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利益相关者（股东和债权人）决定了企业的治理特征。特定企业的治理，不仅决定了企业的发展战略，还决定了企业的利益协调机制，两者决定了企业发展的根本方向。
2.资产基本内涵
企业创造价值需要进行适当的资源配置。而企业选择的商业模式、发展战略等均会在资产方留下鲜明的痕迹：在以控制性为主的发展战略下，企业资产结构以投资性资产为主，控制性投资的资产扩张效果和经营能力体现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上；在以业务经营为主、适度扩张的发展战略下，企业资产结构以经营资产为主，经营资产的结构具有鲜明的行业与战略定位特征，其营运状况则反映了企业的经营能力；在向资本市场进行投资时，企业还会形成金融性资产，其结构和盈利状况则能反映企业的战略格局与盈利能力。
当企业提供产品或服务来参与市场竞争时，企业的价值创造通过产品及服务的销售来实现，企业经营资产配置与管理的能力则通过向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的盈利能力来反映；当企业通过资本市场投资来获取利润时，企业的价值创造通过资产增值状况来体现，企业对金融类资产的管理能力则通过投资收益及相关资产增值状况（即公允价值变动状况）来反映。
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在企业通过资产结构配置来实现战略的过程中，管理是主旋律，其核心是通过对资产要素进行有效管理来最大限度实现盈利目标。因此，企业对资产进行管理的核心内容是要解决企业的利润产生机制。
3.资本/资产内涵的拓展
“基于企业行为的开放式资产负债表”的左边和右边均存在资本市场与产品及服务市场，但这两个市场对企业发展的意义不同：处于资本方的“资本市场与产品及服务市场”构成了企业发展的动力来源，是企业发展的驱动力，是企业发展的“因”；而处于资产方的“资本市场与产品及服务市场”构成了检验企业能力水平的测试场，是企业获取利润的场所，是企业发展的“果”。
此外，“基于企业行为的开放式资产负债表”还处于“价值共创”网络之中，这表明，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价值驱动逻辑和边界出现了根本性变化，企业发展将更多依赖于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价值共创与合作共赢。这既体现在与资本方之间，也体现在与资产方之间；既体现在与强利益相关者之间，也体现在与弱利益相关者之间。“开放”的意义也即在此。
（二）资产负债表研究任务
1.企业创造什么价值？
“企业创造什么价值”是一个意图问题。资产负债表所体现的资源结构不是自然、随机形成的，而受“企业创造什么价值”这一意图支配。进一步，企业的资源结构能够体现企业价值创造的特征，回答的是企业想“创造什么要素驱动的价值”。在数字经济时代多种资源要素共同驱动的背景下，对“企业创造什么价值”的分析应当下沉到资源要素所围绕的业务上，也即企业“干什么”的问题（张新民，2014）。而企业为开展业务应当配置什么样的资源要素，这恰恰是是特定资产结构形成的逻辑基础。
企业“干什么”的问题是企业生产经营的行业选择问题（张新民，2014）。在本文框架下，该问题可进一步做以下分辨：（1）该行业的价值创造主要由什么驱动？例如，初级制造业主要由低廉的劳动力驱动，信息技术服务业主要由独特的技术驱动，互联网行业主要由数据和流量驱动等。（2）该行业的价值创造可能通过什么商业模式实现？也即商业模式导向定位。例如，传统制造业通过生产、制造和销售，非传统制造业通过外包、组装和销售，传统互联网公司通过出售技术研发服务，非传统互联网公司通过提供平台和流量。以上信息最终应体现为“相匹配的企业财务战略”和“相适应的资产负债表信息”。例如，可以通过货币资金、商业债权、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信息大致了解企业所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业特征（张新民，2014）。
2.企业怎么创造价值？
“企业怎么创造价值”是一个执行问题，也即企业“怎么干”的问题。首先，基于价值创造动因的企业战略表现，揭示了企业主要依赖自身的、表内的经营性资产、投资性资产还是价值生态中的、表外的大数据资源来创造价值，这构成了企业“怎么干”的总体战略。其次，在总体战略下，还需考虑具体明确的战略行动，例如资源如何配置、资本如何引入，前者构成了企业迈向市场的能力，后者构成了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张新民等，2019，2020）。最后，正如“资产=资本”等式所揭示的平衡关系，资产和资本两端的战略要平衡，才能实现产品及服务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均衡。
（1）总体企业战略定位。经营主导型和投资主导型战略表现背后的价值驱动因素不同：前者为内源式，企业通过自身经营来发挥各生产要素的力量，获得补偿和增值；后者为外源式，企业自身不经营或很少经营，而以资本投资其他企业，获得保值和增值。通过识别不同性质的资产科目及数据，可以对这两大类企业战略表现做出定位。
数字经济时代下，数据资源对企业价值创造举足轻重。一些互联网企业的经营性资产和投资性资产可能都不多（尽管操作上仍可划分为经营主导型和投资主导型），但市场仍然给予很高的估值；另一些企业以投资性资产为主，但其价值创造本源却不在于投资性资产，而在于数据资源。因此，根据资产负债表判断企业战略定位，还需额外判断企业是否受益于重要的数据资源。当这一资源举足轻重时，这类企业的战略表现可能是价值共创型。此外，由于现代企业经济行为复杂，企业总体战略表现可能不是某一种，而是多种并举，例如经营投资并重。因此，判断时需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对经营性资产、投资性资产和数据资源进行综合考量。
（2）资源配置战略和资本引入战略协调。就资源配置战略，可以重点关注四组资产配置。首先是控制性投资资产与其他资产。这涉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与合并资产负债表所体现的母子公司之间的发展协同。与合并财务报表的形成初因一致，张新民等（2019）指出需要重点关注母公司控制性资产的扩张效应，包括对外扩张目标下的资产扩张和税务筹划目标下的利润扩张，这类信息对于企业估值具有重要的信号作用。此外，子公司本身的总体财务战略、资源配置战略等是否与集团公司的总体战略协同一致，或者体现了集团公司怎样的总体战略方向，可通过对资产负债表的穿透解读进行分析。其次是重资产与轻资产。这体现为两方面：一是企业固定资产和存货等非流动资产相较于现金等流动资产的相对比重；二是企业是否着眼于产品设计、品牌建设、营销渠道、客户管理等方面软实力资产的构建，而外包自身不具备优势或难以管理的业务环节（戴天婧等，2012）。两类资产的配置也会构成对企业盈利模式的解读。例如，瑞幸咖啡“以重卖轻”的盈利模式使其最后不得不通过造假来维持资本市场形象（张新民等，2020），苹果公司的轻资产模式是支撑其巨额价值实现的关键（戴天婧等，2012）。再次是有形化资产与无形化资产。企业有形化资产和无形化资产的相对配置在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时代越来越引人注目。一是不同行业企业两类资产的相对配置有其大致规律。例如，传统制造业企业通常有形化资产比重较大，高科技和互联网企业则无形化资产投入更多。二是隐含在无形化资产中的风险点越来越呈现出新的“花样”。例如，并购溢价是形成商誉还是形成无形资产可能隐含不同的财务陷阱。最后是实体性资产与金融性资产。实体企业金融化问题近年来备受关注（张成思，2019），通常是指“企业利润的积累日益倚靠金融渠道而非传统的贸易和商品生产”（克里普纳，2005）。“金融化程度”对企业质量和估值意义重大，在资产负债表中体现为金融性资产的占比，占比过大表明企业与实体经营有较大脱离，这可能是一种不持续的发展。
就资本引入战略，需要关注5种资本。在不拘囿于产权关系后，资产负债表的“右边”可以不必只关注债权或股权属性，而可聚焦资本的形成及其揭示的企业发展动力（也即股东资本、债务资本、业务资本、留存资本和内生资本等五大动力）。此处主要强调后三类资本：业务资本表面上是经营性负债，实质上体现了企业所在的供应链关系（应付账款：供应商；预收账款：客户），业务资本越大，可能表明企业发展来自供应链关系的支撑越强。留存资本通常反映了企业的未来经营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动力，然而也需要警惕，留存资本并非越低越不好。例如，星巴克咖啡资本归还导致留存盈利自2018年开始锐减及至出现赤字，但资本市场却给予了正面回应，因为资本归还向市场发出了持续经营的积极信号（黄世忠，2021b）。内生资本则源自母公司对子公司资源的整合，这不仅能体现企业的战略导向，也能反映集团公司内部的管理水平。
（3）产品及服务市场和资本市场平衡。整合不同的资源配置战略和资本引入战略，可以形成不同的战略组合。重点在于两组战略需要协同和平衡。例如，以短期债务资本来配置长期才能产生效益的重资产，或者以债务资本来配置金融性资产，这两类战略组合可能都难以持续；而以留存资本和内生资本来配置实体性资产，或者以股权资本来配置控制性资产，这两类战略组合可能比较良性。
进一步，由于资产指向产品及服务市场、资本主要来自资本市场，两组战略的协同与平衡实际上也反映了企业“妥善处理产品及服务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同时服务于用户和投资者”的能力。张新民等（2019）将其归纳为企业价值的“产品资本双轮驱动”。企业在产品及服务市场上创造的价值与其在资本市场上的市值之间的关系平衡，才不至于导致企业这架“马车”倾覆。
最后，还需关注数据资源与资源配置战略、资本引入战略的协同平衡。以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为例，尽管其“暴雷”的主要原因在于“资产配置战略中‘以重卖轻’”与“未能实现产品资本双轮驱动”，但其“在宣称‘以技术为驱动，以数据为核心’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同时并未建立起能够带来熊彼特租金与连接红利的技术壁垒与大数据资源”也是重要内因。
3.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如何？
“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如何”是一个保障问题，也即企业“能否干好”的问题。这体现为企业的“利润产生机制的效率和效益”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公平与和谐”（张新民，2014；张新民等，2019），也即资产端的管理问题和资本端的治理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作为价值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既要平衡产品及服务市场和资本市场，又要连接价值网络中的多类利益相关者，其资产负债表是开放的，其管理和治理也有更广的外延。
（1）管理和效率提升。“开放式资产负债表”下的管理，可从3个层次进行分析。第一层次为对表内各类资产的管理，包括资产规模、结构的合理配置，资产利用效率、整体盈利能力的提升等（张新民，2014）。常用考察指标有各类资产占比、周转率、减值率和坏账率等。这体现了创造彭罗斯租金的能力。第二层次为对筛选和配置外部资源的管理，包括异质性资源获取、顾客需求定位、产品研发和创新等，可以考察控制性资产的扩张、无形资产的积累等方面。例如，在全球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背景下，锂矿资源稀缺导致天齐锂业、赣锋锂业等核心原材料供应商向国内外上游锂矿企业整合，以获得成本优势。这种战略性整合体现了对外部资源的筛选和配置，也体现了创造李嘉图租金的能力。第三层次为对尚在表外的资源的管理，包括大数据资源积累、社群和平台打造和维护、跨界能力建立等。目前这些资源和能力较难做定量考察，如何对其进行管理也需更多经验和技术，但仍可以依据企业的表外信息做定性判断。这也体现了企业创造熊彼特租金和连接红利的能力。
（2）治理与利益协调。“开放式资产负债表”下的治理，也可从3个层面进行分析。第一层面为考虑传统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协调。第二层面为考虑企业与员工、供应商、客户、社区等强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协调。这两个层面可以称为“企业的内部治理”。第三层面则涉及考虑企业与生态网络中弱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协调。例如，影视类上市公司应谨慎考虑与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明星合作，以在公众中倡导正确的价值观念；生产制造企业应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和可再生能源推广，以对人类可持续发展肩负起责任；跨国公司应避免地区歧视、种族歧视等，以维护公平正义与道德良知等等。黄世忠（2021a，2021b）指出，企业在显性的经济价值之外还有隐性的社会价值与环境价值，后两者包括人类福祉与公平正义、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等多项内涵。这一“共享价值”在过去可能少受重视，而在数字经济的催化下，其无所不在的方式反映在资产负债表结果中。因此，有关资产负债表治理的解读也应从“企业的内部治理”扩展至“企业的外部治理”。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价值创造的关键要素和底层逻辑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企业行为已经重塑，会计信息相关性持续下降，这对资产负债表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为回应这一挑战，进行了以下探索。
首先，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创新和发展了基于企业行为的资产负债表研究理论，为分析企业行为和解密企业价值创造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工具。会计理论是企业理论的一部分（科斯，1990；谢德仁，2001a），长期以来，有关资产负债表分析的探讨多止于“技术层面”，鲜有研究深入企业性质及企业行为本源。本文聚焦“企业行为影响资产负债表的机理”，由此“反观企业行为以评估企业价值”，构建了较为完整的资产负债表研究理论。其次，对数字经济时代的资产负债表重构和财务会计报告发展问题进行了探索。数字经济研究有助于指导社会生产方式数字化转型、发展甚至重构经济管理理论逻辑（魏江等，2021）。现有关注数字经济的宏观特征（李晓华，2019）、宏观影响（赵涛等，2020）及其对微观企业管理变革的影响（戚聿东、肖旭，2020）等的研究为“社会生产方式转型”提供了启示，而尚无研究探讨数字革命下的“经济管理理论重塑”。本文从资产负债表研究理论创新和财务会计报告体系发展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补充。最后，从经济形态更迭和企业行为变迁的角度总结了资产负债表的起源与演进。已有研究对会计思想、会计簿记等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研究（谢志华，1996；郭道扬，2007，2009），对财务报表的分析和起源进行了总结（冯龙飞，2014），但尚无研究就“资产负债表的历史变化及其底层的企业行为力量”进行梳理和阐释，本文对此进行了补充。
本文研究启示为：理论方面，传统技术性的、封闭的资产负债表分析理论已不合时宜，本文从企业行为出发构建了基于经济学理论的、开放的资产负债表研究理论，力图实现数字经济背景下的资产负债表研究理论创新。本文也发展性提出“资本方及治理构成企业发展的动力，资产方及管理体现企业发展的能力”的观点，为洞悉企业发展前景和运行方向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创新性提出“资产=资本”、“开放式的/扩大的资产负债表”等观点，为数字经济时代的资产负债表研究提供了前瞻性思考。实践方面，本文为恰当评估企业价值提供了系统性分析工具，报表使用者可以深入企业行为本源，从目的、方式和能力三方面把握资产负债表分析的总体格局，再层层解构各具体方面来理解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与结果。政策方面，本文系统性剖析了资产负债表背后的企业行为动因，对于监管层改进信息披露制度、引导投资者正确投资、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等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研究认为数字经济时代的资产负债表研究应当关注产品及服务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平衡，对企业改进内部管理与治理、规范投融资行为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研究强调价值共创的关键驱动要素为数据，为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依据。
此外，数字经济时代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逻辑对现行财务报告体系提出了新挑战。例如，权属不明情况下，数据资源能否作为一种“资产”确认进表？数据资源具有自生长性、可复制性和可供性，对不同企业的价值意义也不一样，应如何计量？如果数据资源不能进表，应如何编制资产负债表以反映这一新的价值驱动要素？提高会计信息粒度的意义多大？如何在不牺牲“加总性”信息优势的情况下实现“分类性”信息提供？价值共创理念下，资产负债表的“右边”是否有必要恪守产权意义？产权会计思想还会面临哪些挑战？等等。本文对数字经济时代的资产负债表进行了大胆重构，也谨慎表明这种重构不在于重塑财务报告体系本身——尽管这在将来或不可避免，本文也触及了一些要点。就当前财务会计报告体系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我们愿与理论界的学者、实务工作者和准则制定者一起做更多探索。
（注：文中图表有删减。）
文章刊发：
张新民、金瑛：《资产负债表重构：基于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行为的研究》，《管理世界》，2022年第9期，第157~175、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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